秦叔逵教授:十三载初心不负,推动中国肿瘤学迈向世界新征程
第13届亚洲临床肿瘤学会联盟(FACO)学术年会于2025年10月24~25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以“Collaboration & Innovation in Clinical Oncology in Asia(亚洲临床肿瘤学——合作与创新)”为主题,通过多场深层次与高规格的专题会场,全面展现了亚洲肿瘤学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与临床实践进展,为未来区域协作绘制了清晰的蓝图。
值此会议之际,特邀FACO发起人之一和首任主席、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荣誉院长、南京天印山医院秦叔逵教授,就FACO成立的初心、亚洲肿瘤学界合作现状与未来方向以及肝胆胰肿瘤等重点领域的突破与挑战进行了深入分享与展望。
作为FACO的发起人和奠基者之一,您能否分享当初成立该联盟的初心?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您认为中国肿瘤学界正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2012年2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日本临床肿瘤学会(JSCO)与韩国肿瘤内科学会(KSMO)代表齐聚于上海浦东,共商合作大计。我们三方一致希望,通过各自学会的引领作用,有组织、有计划地团结协调亚洲地区临床肿瘤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广大医务工作者,共同携手,积极提升亚洲在肿瘤诊断、治疗及研究方面的整体水平,最终造福广大患者,因此,专门成立了FACO。
十三年来,历经三届理事会,FACO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公益性学术活动。从2013年首次在CSCO年会上设立FACO专题论坛开始,我们逐步建立起每年由三方轮值主席牵头举办的学术会议机制,每次参会规模从几十人扩展至数百人。除年度会议外,FACO内合作还有人员学术互访、线上线下研讨会、青年医师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并且在ASCO、ESMO等国际舞台上持续组织多边的交流。
如今FACO已经成为推动亚洲肿瘤学术交流与科技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2025年FACO学术会议,再次汇聚中日韩、亚洲其他地区及欧美多国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前沿进展,交流诊疗经验,促进临床研究,既是对合作初心的深入践行,也充分体现了我们为推动亚洲乃至全球临床肿瘤学事业进步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FACO的成立,见证并助推了中国临床肿瘤事业的快速发展。在联盟成立之初,我国虽为肿瘤大国,但是在诸多领域还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随着2015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提出,党和国家对于肿瘤防治更加高度重视,政府部门大力支持CSCO,推进诊疗规范化和科学研究,国内医药产业也迎来快速发展。经过十多年的积累沉淀与艰苦奋进,中国临床肿瘤学界已经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并且在部分领域达到了“领跑”的跨越。比如,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教授团队设计主导的全球首个CLDN18.2 CAR-T胃癌随机对照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今年在ASCO上公布后,立即获得国际上的重视和认可。
在肝癌领域,我国不仅在手术和介入治疗方面长期保持国际先进,在系统治疗方面(包括免疫药物和细胞治疗等)也取得长足进展。截至目前,国家药监局已经批准20个一、二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新药和方案在我国上市,其数量超过了欧美日总和,充分表明国家对肝癌防治的支持和重视,而本土医药行业的创新研发能力和行业水平也显著提升。
当前,中国肿瘤学界在亚洲舞台上具备了自身独特的优势,FACO和亚洲肿瘤学事业的整体进步,离不开中国专家、学者和国家政策的支撑贡献。当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各国在经济发展、卫生水平与疾病谱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未来我们需要戒骄戒躁,持续学习提高、加强科技协作。恶性肿瘤是威胁全人类的重大疾病,有效而安全的应对必须依靠全球、全人类的共同努力。FACO将继续秉持其成立初衷,进一步团结中、日、韩和亚洲各国的临床肿瘤学界,深化合作,互学互鉴,为亚洲人民、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在肝胆胰肿瘤治疗领域,亚洲各国在临床实践与研究方面已取得显著进步,您认为现阶段合作与创新的重点方向是哪些?
在我国,原发性肝癌以肝细胞癌为主,少数为混合型肝癌及肝内胆管癌。长期以来,我国在肝癌的诊断治疗上领域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就。以吴孟超、汤钊猷、孙燕院士等为代表的前辈专家们为我国肝癌防治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尤其在肝胆外科领域成就卓著。近些年来,在樊嘉、董家鸿、陈孝平和滕皋军院士、沈锋和周俭教授等专家的引领下,我国肝癌诊疗进步迅速,已经逐步形成以多学科协作(MDT)为核心的综合诊疗模式。外科与介入治疗技术不断精进,系统治疗特别是药物治疗领域也实现了重大突破。
今天,晚期肝癌治疗模式已从过去的“无药可用”发展为全程管理、全面干预和多学科参与的系统性治疗,包括靶向治疗、含奥沙利铂的系统化疗、免疫治疗和中医药治疗,以及“靶免联合”“双免联合”和“靶免化联合”等创新方案,显著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期。例如,我们牵头组织、全球多中心协作完成的CARES -310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双艾组合)一线治疗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肝细胞癌,能够显著提高客观有效率和疾病控制率,改善患者的生存获益,全组中位总生存期长达23.8个月,其中AFP<400 ng/mL患者的mOS长达30.3个月(HR 0.63),而AFP≥400 ng/mL患者的mOS也长达为16.6个月(HR 0.66)。
结合CARES-310研究在全球不同病因、肝功能状态、年龄以及复杂病情患者中的稳定疗效,证明了双艾方案为肝癌一线治疗提供了具有高级别循证证据的优选方案。此前,晚期肝癌患者的生存期通常以“日”为计,度日如年,而如今已实现以“年”衡量,部分临床研究甚至报告了6年的生存率,标志着肝癌已进入追求长期生存乃至临床治愈的新阶段。
我国专家学者还积极推动肝癌诊疗前沿探索。比如,上海中山医院的樊嘉院士、周俭教授团队,不仅受邀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柳叶刀》的主刊上带领各国学者共同撰写全球肝癌发展述评,高瞻远瞩,举世关注;新近,他们的CARES-009研究作为全球首个在肝细胞癌围手术期采用双艾方案治疗的III期临床试验取得了预期的阳性结果,在ESMO大会口头报告引起轰动,主论文共同发表于《柳叶刀》主刊上。董家鸿院士团队推动“钇-90树脂微球”落地中国用于治疗原发性肝癌,与国际研究相互映证;由此,相关适应症已获美国FDA批准,而国内注册桥接研究也在积极推进。此外,中国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刘连新、荚卫东教授以及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方维加教授等各地专家也都在致力于肝癌诊疗发展,加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中国在肝癌诊疗与临床研究已经步入世界的前列。
除了肝癌以外,在我国高发的鼻咽癌、食管癌、胃癌特色瘤种中,我们的学者也取得一系列突破。例如,马骏院士、徐瑞华和张力教授在鼻咽癌领域,李进、沈琳、徐瑞华和黄镜教授等在消化道肿瘤领域都成绩斐然。即便是在肺癌、乳腺癌等全球高发和欧美主流瘤种上,以吴一龙、张力、周彩存、王洁、陆舜、韩宝惠、徐兵河、江泽飞和殷咏梅教授等为代表的中国专家也在国际舞台不断发出最强音,展现出中国临床研究的整体实力。
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科学引领、国家政策的支持,土地和国际药企的合作,还有CSCO和广大会员的“团结、协作、务实”。未来,我们要继续秉持改革、开放、学习、合作的态度,取长补短,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推动亚洲乃至全球肿瘤防治事业,不懈努力奋斗。
作为覆盖多国的学术联盟,FACO应当如何运用其集体智慧和影响力,推动创新肿瘤治疗方案在亚洲各国实现更标准化的推广?这种策略将对临床肿瘤治疗带来哪些积极意义?
值此2025 年度FACO学术会议在上海召开之际,中、日、韩三国临床肿瘤学会的负责人齐聚一堂,举办了工作会议及理事会议,围绕FACO未来发展深入交流讨论。大家致认为,FACO长期以来主要致力于肿瘤学领域的继续教育与学术交流,虽然在推动国际协作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仍具备广阔的提升空间。目前,FACO学会已经在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积极发展,同时与ASCO、ESMOt等建立了良好的双边合作关系,但是在FACO的整体框架下开展区域性多中心临床研究有待加强。这一现状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各学会作为非营利性学术组织所面临的资源限制有一定关系,未来需要克服。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FACO合作环境业已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自2012年成立以来,经过13年的学术交流与经验积累,FACO已经为深化科研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进教授在会议开幕式致辞时已经指出:未来FACO应该重点聚焦肝癌、胃癌等亚洲高发肿瘤类型,特别关注:进一步加强联合研究力度。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临床医师、护理人员及科研学者的通力协作,也期待各级政府部门的持续关注与政策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本土制药企业的发展壮大和积极参与也为FACO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次会议就得到恒瑞医药、齐鲁医药、君实生物和正大天晴等公司的大力支持。展望未来,FACO将进一步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协手抗癌。现代医学研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涵盖从靶点发现、药物研发到临床验证的全链条,亟需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制药企业、投资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的多方协同,共同推进。
作为CSCO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受于金明理事长和马军监事长的委托,在此代表CSCO学会,郑重地表示:CSCO将一如既往,继续积极参与和支持FACO的建设与发展。我们乐意与亚洲各国的公益性肿瘤学术组织加强联系,不仅为推进“健康中国 ”积极奋斗,还要为亚洲和全球肿瘤学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这既是责任和义务所在,也是我们科技自信与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