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探索到领航，李进教授开启中国研究型医院新征程，为肿瘤患者点亮希望之光

 

“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国著名肿瘤学专家、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院长李进教授很喜欢鲁迅先生的这句话，他说自己从小就不安分、喜欢折腾，对于未知领域的探索总会充满好奇心，虽然前景不明，而且充满着各种艰难险阻，但路总要有人去走。

一年半前，他带领着这家年轻的医院开启了中国研究型医院的发展探索之路，虽然前路风雨难测，至少在中国“非公”医疗的这个特殊而且艰难的环境下没有先例可循，但为了自己从事与钟爱一生的事业，为了中国的新药创制道路能够走得更顺一些，更是为了给更多的晚期肿瘤患者带去新的希望，他选择了毅然前行。

“纵然拓荒者需要一路披荆斩棘，但能让后来者走得更为平坦些，也为了有更多的人能将这条蜿蜒小径走成阳关大道，一切便都值得。”

 

作者 | 人物君

01

拓荒探索

医学的进步，离不开各领域的领军专家们在前沿不断开拓，而李进则是国内肿瘤学临床研究领域最杰出的“拓荒者”之一。曾先后带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在肿瘤临床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令众人瞩目的研究成果的他，如今又一次肩负起了为中国研究型医院探寻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任。

▲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院长  李进

在《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下称《规划》）中，提出“要形成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产业为核心的‘9+X’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体系”，充分体现了上海对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在这样的方针战略指引下，上海市需要建立一批研究型医院以更好地促进新药创制的发展，结合《规划》中提出要打造“两极两带”（“两极”即为张江科技创新极和临港产业增长极）为主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的思路下，2023年，上海首家以临床研究为驱动定位的医院——上海高博肿瘤医院在上海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应运而生。

而为这样一家首创型的医院寻找一名有思路、有想法、有经验且敢于担当的掌舵者便是至关重要的事，这决定着这样的创新尝试能否取得成功，并直接影响着后续该类型医院的整体发展。彼时，拥有着丰富的临床研究平台运营与管理经验的李进成为最合适的几位专家人选之一，当时的李进还在东方医院领导着整个肿瘤团队的工作，但在综合考虑到上海高博肿瘤医院对于整个上海乃至全国新药研发布局的重要性，最后李进还是勇敢挑起了这一重担。

在医疗资源非常丰富的上海，很多大型公立医院在临床研究的开展方面都做得很好，但相比于其整体的服务体量而言，临床研究所占的份额并不算高。这是由这些大型医院以临床服务为主的功能定位决定的，医生们平时需要应对大量的患者的诊疗需求，这样用于临床研究的时间就会相对受限。而在美国，在Mayo Clinic、M.D.安德森癌症中心等国际知名医院，专门设置有大型的临床研究平台，在这些平台上从基础研究到转化再到临床，全部围绕着新药的创制展开。同时，还有如始达公司等一众辅助医院从事临床研究的机构。这些是美国能在新药创制方面始终走在世界最前列的重要原因。而中国想要在创新药的研制方面更进一步，必须在这方面做出改变，培育出一批优秀的临床研究型医院，以使得医药企业能够更好地围绕医院开展产业研究，这便是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所承载着的重大战略意义所在。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如果我们探索成功了，那么就可以在不消耗国家整体医疗资源的前提下，对中国的新药创制起到更好的帮助。”

而对于李进而言，本是可以选择在原有平台继续一种相对简单的工作模式，更何况东方医院的肿瘤临床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直稳居全国综合性医院头名的位置。但他还是愿意做第一个开荒者，尝试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型医院的发展之路，特别是在“非公医疗”体系。

这也正如李进自己所言，是他自己喜欢“折腾”的性格决定的，内核是对于新发展、新事物始终保持兴趣的驱动力，这也成为贯穿其数十年从医生涯始终的性格色彩。

 

02

奋进不止

1960年，李进出生于江苏的一个小城镇，素有“一弄三鼎甲，同门三及第”佳谈的泰县姜堰镇（现泰州市姜堰区）。但在那个年代，李进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并没有想过自己以后能上大学，而就在自己准备进工厂之时，高考恢复的消息给他打开了另外一扇窗。1977年，17岁的李进可能自己都没想到，他会成为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幸运儿。顺利考入南京铁道医学院（现东南大学医学院）的他，从那一刻始，开启了自己与临床医学与研究近半个世纪的结缘。

大学毕业后的李进被分配至四川西昌铁路医院，在那个车船很慢的年代，那是一段非常遥远的距离。远在异乡，生活不习惯，让李进萌生了考研回到家乡的朴素想法。然而，这一次幸运的天平却没有再次向李进倾斜，而是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那次因为监考老师发错试卷，导致李进少考了一科。眼见求学之路即将偏航，李进没有甘于放弃，经过多方努力，同学的帮助、报考导师的支持，上级有关部门同意给予补考，二个月后单独为他设立了一个考场，这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案例。最终，成功被第二军医大学录取的李进，在这里完成了硕士与博士学位的攻读。李进一直强调，他特别感激华积德教授在他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否则考研的路将是异常艰辛，因为在那个年代，边远偏僻的山区想要获得一次考研机会殊为不易。

这次差点让李进在人生的岔路口走向完全不同方向的经历，却也造就了李进之后在面对挫折时不屈的韧性。尤其在临床研究这一失败率极高的领域，愈挫愈勇的性格是承托着李进这么多年来能一直坚持走下去的关键支撑。

从华东到西南到再次归来，天生喜欢挑战未知的李进，一直奔跑在探索之路上，他希望能到更广阔的空间去看一下。于是，2000年，彼时已是一名肿瘤内科医生的李进，前往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师从著名美国科学院院士Alan Garen教授，从事肿瘤基因和生物治疗的博士后研究。在国外深造的日子里，李进看到了国内外肿瘤治疗领域的差距，不仅仅是基础研究，国外对于临床研究的重视更是让他深有感触。命运的齿轮也在这一刻开始加速转动，让其今后的职业生涯与药物临床研究深度绑定在一起，成为近二十年来推动中国肿瘤新药临床研究的关键人物。

被美国浓厚的临床研究氛围所深深触动的李进，明白了美国为何总能在新药创制方面走在最前列的原因，他想要做出改变，并明确了自己未来的工作重心便是深耕新药临床试验。

怀揣这一想法，2003年，李进动员妻女一同归国，并受邀担任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内科主任，致力于肿瘤内科与I期临床研究中心的平台搭建，当时在蒋国梁院长的鼎力支持下，独立的I期病房得以成立。那时候还名不见经传的李进也曾受到过同行的质疑，但他很快用实际成果作出了回应。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I期临床研究中心在李进的引领下，很快在全国范围打出了影响力。

时间拨至2016年，在时任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教授的力邀下，李进加盟了东方医院。彼时东方医院在肿瘤学方面的积累还不算深厚，但却是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毗邻张江高科技开发园区，这里汇集着数百家生物制药产业，使得制药企业与医院临床研究中心的交流变得极为便捷，这也成为李进最后决定加入的重要原因。在院方的鼎力支持下，成立了有着更大的规模东方医院I期临床研究中心，加上之前的经验积累以及多位业界领军专家的支持，中心在成立一年后既已在肿瘤的临床研究方面跃居全国前三、综合性医院头名的位置，并在多年来一直稳居此水准。

李进作为牵头主要研究者（PI）开展的临床研究项目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其牵头的I期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超200项、Ⅱ-Ⅲ期临床试验近50项，先后助推10余款抗肿瘤药物在国内外上市，推动着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持续向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其2014年带领中国临床肿瘤团队完成了国际上第一个治疗胃癌的小分子抗血管靶向药物（阿帕替尼）的I-Ⅲ期临床研究，李进代表中国团队出席了当年的ASCO大会并作大会主题发言，阿帕替尼随后也成为全球唯一的三线胃癌标准治疗；2017年，李进牵头开展的FRESCO临床研究取得成功，该临床研究使得呋喹替尼成为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应用于结直肠癌三线治疗的小分子抗血管靶向药物，在结直肠癌治疗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大肠癌治疗的药物，还有雷替曲塞、瑞戈非尼、TAS 102、西妥昔单抗、斯鲁利单抗、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等等都凝聚了李进的辛勤付出。而对于这些成功，李进一直都对他的老同学秦叔逵教授赞不绝口，他说他们俩不是亲兄弟，但胜过亲兄弟，每一次进步都有秦教授在背后的支持。

一边是自己一手打造的在全国已有着连续多年卓越影响力的成熟临床研究平台，一边是探索一条之前别人从未走过的路。而为了我国的医药临床研究未来能有着更高阶的发展，李进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再次跳出舒适空间，希望能为中国临床研究型医院的发展打造一个标杆。

 

03

勇毅践行

2023年10月18日，上海高博肿瘤医院于浦东外高桥保税区正式成立，成为上海首家以临床研究为主的医院，李进出任院长及首席科学家。医院立足临床研究公共服务，以疑难重症肿瘤诊断与治疗、临床研究、生物医药以及器械的产业转化为目标，打造与国际标准接轨、满足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需求的研究型医院组织，其医院床位的一半以上将用于临床研究，旨在提升临床研究的效率与质量，加速推进生物医药的创新成果转化。2024年1月，上海高博肿瘤医院成为中国药科大学附属医院，依托高校在高素质人才培养以及前沿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优势，将进一步助力研究型医院的发展，解决新药研发成果转化率低的现实难题。

“过去是在大型医院的一个平台，而现在是整个医院工作都围绕着临床研究展开。”

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会根据不同的专业设置，收治不同癌种的患者，开展从Ⅰ期到Ⅳ期临床的全覆盖式研究。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平台，李进无疑是激动的， 但同时也明白横亘在他眼前的困难将有多少。但李进并没有太多去想，因为对他而言早就习惯了迎接与探索各种未知，正如他当初回国时打造临床研究中心亦无太多参考一样。

“我们未来一定会成为绩优股，成为一匹黑马。”

这是上海高博肿瘤医院成立之初，李进对于这家新医院未来发展的憧憬。而后的日子，他带领着团队通过脚踏实地的拼搏，努力将这一愿景转化为现实。去年，李进牵头礼新医药PD-1/VEGF双特异性抗体LM-299的I期临床试验，实现了基于“肿瘤免疫+抗血管生成”的协同抗肿瘤机制，目前已授权跨国药企默沙东全球开发、生产及商业化，获得5.88亿美元首付款和最高27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

目前，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一期开放的床位已接近住满，二期将在明年十月开张。“700张床位的肿瘤医院，我可以好好折腾一下了”，李进在接受采访时说。短短一年，已经有19项注册类临床试验项目启动，另有16项待启动（其中包括1项国际多中心项目）。

这匹被寄予厚望的黑马，如今已经在奔跑中探出优势身位，李进和他的团队对于中国研究型医院的发展探索，已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对于这一领域的后来者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模式参考，使得未来中国研究型医院的发展能有更多参与者，共同推动中国的新药创制向着更高水平迈进。为了支持那些有潜力但资金短缺的小微企业，上海高博肿瘤医院与外高桥保税区政府合作，即将推出总额1亿人民币的抗肿瘤药物创新基金，用于支持他们在上海高博肿瘤医院开展I期临床研究的项目，每个项目最多可以获得500万元人民币的支持。

“未来如果我们全国有20家这种拥有500张以上床位的临床研究型医院，那么我相信中国的新药创制一定会走上一个高速发展的道路”。

回顾肿瘤学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从李进自己刚从医时，面对肿瘤治疗只有两三种化疗药物，基本无药可医的境况。到后来陆续有了二代、三代的治疗药物，再到近十年来，肿瘤治疗发展的突飞猛进，从化疗迈入了靶向、免疫治疗时代，再到如今的细胞治疗。

 

在这一过程中，李进见证了肿瘤药物不断研发问世的关键节点，更是推动着中国的新药创制不断向前。

“现在欧美还是位列新药创制的第一方阵，中国也迈入了第二方阵，准确说是第1.5方阵。”

李进很欣喜地看到，中国的新药创制在近些年来进步飞速。目前，中国在双抗、ADC药物和细胞治疗方面的研究已与美国旗鼓相当，走在世界前列。

“基本上美国的创新药刚刚问世，中国就紧跟其后，而且有一部分是中国走在先。”

 

// 李进教授谈临床型研究医院的建设与探索

由于海关的白名单制度，细胞治疗在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所在的外高桥保税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吸引了一大批细胞治疗企业选择在此落户。上海浦东新区也是籍此在外高桥保税区打造了一个细胞治疗的全产业链，从基因编辑开始直到细胞生产出来上市，整个的产业链都在外高桥保税区内完成。这些企业间相互合作，所有技术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将来也就不会面临被国外企业“卡脖子”的问题，这其中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的研究型医院定位与优势将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受限于相关政策法规还尚待完善，高博肿瘤医院目前还只能做细胞治疗的国家注册临床研究，却不能做自主发起的临床研究（IIT）。

“我相信在未来三五年之内，中国新药创制会走向一个高潮，获得我国乃至世界抗肿瘤治疗的巨大进步。”

而中国新药创制的加速发展，同样离不开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工具的加持，更是能充分发挥上海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高地的优势。

据新华社讯 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上海承担着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历史使命，要抢抓机遇，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这次考察，总书记强调上海要“加大探索力度，力争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各方面走在前列”。

由此凸显了党中央对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是上海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两张代表性名片，两者的结合更是孕育着无限的可能。李进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给中国新药创制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在此方面，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目前正在与5家公司合作，继续完善已有的人工智能临床试验平台，达到从方案撰写、患者招募一直到EDC数据传输的全流程的智能化。近期正在开发的人工智能病史写作系统和诊治决策系统将极大地减轻医生的工作负荷，降低出错率，助力临床试验的大规模开展。李进开玩笑说，这是用几毛钱的电费换取医生准时下班陪家人吃饭的自由。

李进选择在自己从医生涯的最后一站带领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探索中国研究型医院的发展路径，伴随着自己一生努力推动的中国医药创新研究，为那些亟待救治的肿瘤患者带去新的救治希望。如今这些美丽的愿景已渐次开花结果，理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刻，便是在永远迎难而上、突破创新之路上的最大喜悦。